算算糖尿病的经济账

我 发布于 2008-11-14 10:13:46   13次阅读，0条评论，所属分类：动态与资讯

来源：健康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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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1月14日是“联合国糖尿病日”。我国是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。“糖负担”日趋沉重，也直接推动了医疗费用的上涨。
　　一旦患病，治疗过程将延续一生。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，可能导致截肢、失明、神经炎、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。轻者暂时卧床，重者可能终生残疾乃至死亡。糖尿病，作为一种非传染性慢性病，越来越被社会关注。糖尿病的危害不仅仅是对患者本人，这将是越来越沉重的社会与经济负担。
　　“糖负担”日趋沉重
　　如果为糖尿病治疗花费细细地算一笔账，我们会无奈地发现，糖尿病已成为治疗费用上涨速度最快的慢性疾病之一。
　　去年年底，英国《柳叶刀》杂志连续刊发文章，提醒发展中国家“将遭到不断增加的慢性病沉重打击”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糖尿病。因为糖尿病所具有的进行性疾病特点，其后期并发症治疗费用庞大，会给个人及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。此外，这种发生率高、病情严重的慢性病，还与高血压、冠心病等其他慢性病关系密切。
　　通过对1993年和2004年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》及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的分析，发现糖尿病的“账面数字”已很庞大。糖尿病的直接医疗费用已超过了同期我国GDP以及全国卫生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，在所有被调查的慢性疾病中居第二位。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，糖尿病患者的年直接卫生费用也相对较高，其中，门诊费、住院费和药费占绝大部分比重。2型糖尿病合并微血管、大血管病变及同时合并两种病变的患者，其年直接医疗费用分别约是无并发症患者的3.2倍、4.1倍和10.4倍。
　　糖尿病成本测算将成本划为直接成本、间接成本和精神成本。直接成本包括治疗糖尿病住院、门诊及其急、慢性并发症的费用。间接成本包括由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引起的暂时性功能障碍、永久性残疾和过早死亡而造成的工资损失等。与直接成本的测算相比，间接成本的测算比较困难，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理解，比如没办法体现个人创造的潜在价值等。
　　但即使是计算糖尿病的直接医疗费，数字也很惊人。相关研究结果表明，近11年间，我国糖尿病直接医疗费年均增长速度竟然高达19.9%，而81%的糖尿病相关医疗费是用来治疗各种并发症的。
　　“算账”的意义
　　量化糖尿病造成的经济损失，能明确防控糖尿病相对于其他疾病的重要地位。
　　美国的卫生经济工作者率先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糖尿病。 1992年，美国糖尿病协会的科学兼医学主任Richard Kahn博士等人在《糖尿病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》一文中指出：“1992年，仅占全美人口数2.8%的糖尿病患者却消耗了美国个人卫生保健直接成本的5.8%；糖尿病患者的疾病直接成本是非糖尿病患者的4倍。”
　　1997年的统计数据披露了更详细的研究结果，并到今天仍在被引用：当年美国用于糖尿病的花费是980亿美元，其中440亿美元为直接医疗消费，540亿美元为间接花费。糖尿病病人的人均医疗消费是10071美元，而非糖尿病病人的人均医疗花费则为2699美元。糖尿病病人占美国总人口的3.8%，而直接的医疗花费则占到整个医疗支出的5.8%。在间接花费方面，糖尿病引起的残废花费为371亿美元，死亡花费约169亿美元。18岁~64岁的糖尿病病人人均失去8.3个工作日，而无糖尿病的病人只失去1.7个工作日。
　　类似的研究在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丹麦等国也广泛开展。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项调查证实，5%的住院糖尿病患者消耗了该地区10%的卫生费用。
　　算出来的防控策略
　　糖尿病患者的早发现、早诊断和早期规范治疗，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，是最佳的策略。
　　经济学中的成本核算是促成决策转变的重要因素。几周前，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了一份数据：2003年，全国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血管病、心脏病、恶性肿瘤5类慢性病的直接医疗费用即达1209亿元。
　　200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《预防慢性病：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》的报告中指出，中国从2005年到2015年，由于糖尿病、心脏病、中风导致过早死亡而将损失的国民收入估值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），将达到5580亿美元。统计显示，绝大部分心脏病与中风和糖尿病有关。
　　这份报告还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：如果今后10年内将慢性病死亡率在现有趋势基础上每年降低2%，将会给中国带来360亿美元的累计经济效益。
　　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医师年会上，多位糖尿病领域专家旗帜鲜明地呼吁，要打这场糖尿病的防控仗，必须全社会努力，走早期干预之路。
　　回头看看，1980年，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仅为0.61%，属糖尿病低患病率国家。但仅仅过了15年，1995年糖尿病患病率已增至3.2%，是1980年的5倍，而美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同样的增幅用了35年的时间。
　　糖尿病患病率为何在中国开始加速增长？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却不是一个纯粹医学领域能回答的问题，它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与经济关系、生活方式的改变、环境因素等。
　　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糖尿病发病存在差异，如今看来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肥胖者增多，和西方国家越来越类似。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营养学教授Barry Popkin在《卫生事务》杂志上撰文指出，如今25%的中国成年人超重或者肥胖，尽管这个数字比埃及、墨西哥等国家低，但中国的增长率更快。在过去10年，每年有超过1.2%的中国成年人变得超重或肥胖，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，中国的肥胖和超重的成年人到2028年将翻一番。
　　而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则回应了积极防控、早期干预的美好前景：对糖尿病进行减少危险行为的一级预防，可减少35%-60%的发病；开展“早发现、早治疗”的二级预防，可减少40%~50%的失明、30%的慢性肾衰、50%的心脑血管病和60%的截肢等严重并发症，而有并发症者医疗费是无并发症者的5倍。
　　“逆转”试验防止“买单”
　　糖尿病的积极干预之路怎么走？可以“逆转”吗？在北京，一群糖尿病专家正在进行着一项糖尿病前期干预和逆转研究试验。
　　国际上第一个随机分组、以单纯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病的临床试验诞生在中国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大庆糖尿病预防前瞻性研究。该项研究表明，以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干预，可以在高危人群中降低糖尿病发病率42%。后来广为引用的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（DPP）和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（DPS），都是受到大庆研究的启发而设计进行的。
　　然而，大庆研究的结果没有最后转化为公共卫生决策，后续研究也中断了。大庆试验渐渐被遗忘。
　　重新拾起这项试验，是因为这种方式不应该被抛弃。目前在北京启动的这项研究，将针对2000名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展开跟踪干预。对于糖尿病患者说，早期干预政策将使他们深受其益，而对糖尿病的卫生经济学研究，最终会改变我国慢性病防控政策制定的根本策略。